杨烁片酬纠纷背后,是政策和市场对艺人经纪的双重挤压

标签: 艺人片酬 来源:新剧观察作者:卡箩2019-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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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限制片酬将是一个长线的政策,整个情况可能要复杂很多

过去两年,流量明星是文娱行业的核心。流量意味着广告,流量的项目容易赚钱,流量使得行业外部资金涌入影视行业内部。

限制片酬将是一个长线的政策,落实在具体的项目执行中,考虑到商品的价值和价格,整个情况可能要复杂很多。最近的《异乡人》杨烁和片酬的纠纷,就是政策问题和市场问题的交锋。

从演员价值来看,杨烁8000万体量的片酬符合彼时签合同时期的市场价格,而限薪政策和平台限价,使得杨烁在《异乡人》这个项目里的价值被削减。而从杨烁的律师函来看,明显是杨烁一方不愿意接受片方拿国家政策这张“挡箭牌”来违约。

从大趋势来看,2019年一季度,视频平台话语权的提升、内容制作公司承压、经纪公司遭遇艺人限酬,三方的博弈已经开始。

视频平台成本优化压力传导

二线艺人面临最大不确定性

网络视频平台烧钱大战之后,开始进入成本优化、内容自制的新阶段。虽然头部内容制作公司,如正午阳光等的剧集目前还不存在卖不出的问题,但是制作公司议价能力削弱、毛利下滑、回款变慢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尤其是中小型影视内容制作公司更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过去几年,艺人片酬已经成为影视内容制作开支的最大部分,动辄近亿的报价让内容制作成本一飞冲天。

艺人片酬畸高的行业乱象,广电总局等相关监管机构早在2017年9月就已经出台了《关于电视剧网络剧制作成本配置比例的意见》,该《意见》指出,各会员单位及影视制作机构要把演员片酬比例限定在合理的制作成本范围内,全部演员的总片酬不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其中,主要演员不超过总片酬的70%,其他演员不低于总片酬的30%。

但是该《意见》出台时,三大视频平台正处于发展第二阶段的关键时期,限酬效果并不明显。该阶段,视频平台依赖外部购买的独家内容版权来抢夺流量,并促使付费会员的大幅增长。在优爱腾的烧钱大战中,内容版权采购价格水涨船高。凭借高昂的版权收入,内容制作公司能够、也愿意承担高昂的明星片酬,尤其是在视频平台看中头部明星的导流能力的情况下,大卡司、高片酬的内容制作模式成为首选。

但是,2018年这种情况开始逆转。一方面是视频平台话语权提升,经营重点变为自制为王、优化成本、实现从内容吸引到平台吸引的转变。且影视剧内容领域供大于需的情况也进一步使得制作公司相对于播出渠道的谈判地位开始下降。版权内容价格的下降使得内容制作公司承受高昂明星片酬的能力和意愿下滑。另一方面,2018年影视行业的税收风暴让明星畸高的收入成为众矢之的。

三大视频平台和六大制作公司在2018年8月联合发布的《关于抑制不合理片酬,抵制行业不正之风的联合声明》让明星限酬开始从行业付款方向明星和经纪公司倒逼,单个演员的单集片酬(含税)不得超过100万、总片酬(含税)最高不得超过5000万元的行业顶薪开始实施。

在影视剧限酬后,综艺节目也开始受到严控。网传每期综艺节目艺人总片酬不得超过80万元,常驻嘉宾一季节目的总片酬不得超过1000万元,明星限酬已经蔓延到整个行业领域。

明星限酬中受到影响最大的就是一线明星,但是在这场视频平台、内容制作公司和艺人经纪公司之间的博弈中,二线明星才是最被动的

首先,视频平台加大对内容制作的参与度使得其对选角的影响力变大,同时自制内容的战略实施使得视频平台能够储备并发展自己的艺人梯队,对于除了头部艺人之外的明星依赖度降低。以爱奇艺为例,其提出的海豚、幼虎、天鹅三大计划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爱奇艺构建以网络视频播出平台为核心、以超级网剧为载体的导演、编剧和艺人的开发与培养体系。在视频平台开始依托自制内容培养艺人的情况下,一线明星是相对安全的阶层,这主要是因为头部艺人的号召力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获得。但是对于其他明星而言,视频平台的艺人培养计划将会对其产生较大影响。

其次,一线明星限酬的直接结果是降薪。但是无论一线明星是否降薪,二线明星都只能被动接受。若一线明星接受5000万顶薪的行业规则,那么在号召力、性价比方面,一线明星都将严重冲击二线明星的生存空间。若一线明星不愿意降薪,那么同类型的二线艺人就获得了发展机会,而缺少曝光度的一线艺人或许会逐步接受降薪。这一切都是视频平台、制作公司和艺人(经纪公司)的博弈。

最后,视频平台依然关注流量,会员和广告为主的收入结构,使得视频平台对头部明星又爱又恨。虽然视频平台的人口红利期已经基本结束,但是以会员和广告为主的收入结构导致其对流量依然依赖,一线艺人的导流能力依然是其现阶段所看重的。但是这种依赖未来将主要体现在综艺节目,而非影视剧。

自制综艺节目是为了广告收入,自制剧则是为了增加会员收入,那么对于依靠持续优质内容吸引的、且增长已经放缓的会员收入而言,更加依赖头部艺人导流能力的是广告收入,而这部分收入更多的来自于自制的综艺节目。这里就需要经纪公司对其艺人进行准确定位,到底是影视咖还是综艺咖。就如《我和我的经纪人》综艺里面朱亚文所担心的,综艺节目的曝光虽然对明星的热度有所帮助,但是也存在综艺形象太过深入人心导致观众难以入戏的尴尬

艺人道德风险频发

经纪公司该为此负责

吴秀波、翟天临、张丹峰、赵立新等等,艺人的道德风险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吸毒、嫖娼、出轨等违法或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情,“人设”崩塌也成为新的嘲点。翟天临的学霸人设、赵立新的高知人设、张雨绮敢爱敢恨人设,人设的崩塌不仅是艺人口碑的下滑,也是其商业价值的巨大减损。

翟天临学术造假风波后,翟天临之前所拍摄的六部戏全部遭遇停播。此前有传出翟天临自掏腰包为之前拍摄的几部剧买单,几乎把自己手上所有的存款都赔了进去,而他这样做,目的也不过是为了消除购买方的疑虑

翟天临的自掏腰包可以看作是艺人道德风险向艺人和经纪公司转移的一个案例。

艺人经纪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为艺人商业演出、影视表演、商务运营等多个领域。A股目前艺人经纪业务占比较大的公司为欢瑞世纪。欢瑞世纪在艺人经纪业务方面确认收入的口径为经纪公司提成,这种收入确认方式下,艺人经纪业务毛利率高达96%。

天娱传媒在艺人经纪这方面的收入确认方式为艺人经纪业务收入全额确认,然后将艺人的分成部分作为成本确认。这种模式下,艺人经纪业务的毛利率就与经纪公司的分成比例相近。天娱传媒艺人经纪业务的毛利率约30%。

但是艺人经纪业务最大的问题在于对于核心艺人的依赖性。天娱传媒2016年艺人经纪业务收入下滑了约25%,主要是因为天娱传媒主要艺人李宇春、张杰于2016年合同到期后未进行续约导致的。

欢瑞世纪2019年也面临同样问题。过去几年,欢瑞世纪主要签约艺人包括李易峰、李晨浩、梁婧娴、杨紫、茅子俊、秦俊杰、成毅等。但是李易峰的经纪约已经于2019年3月30日到期,目前李易峰已经签到博众星和。这种重要艺人的流失将会对欢瑞世纪艺人经纪业务收入规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艺人经纪的高毛利和其风险承担模式不无关系。目前,艺人发生道德风险事件时,实际经济损失的承担方多是内容制作公司和投资方。经纪公司普遍采用的收入确认模式类似于一锤子买卖,不包售后。具体来说,艺人经纪及相关业务收入在经纪公司旗下艺人从事与客户签订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服务已提供,收入金额能可靠计量及相关的、已发生的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时确认。简单来说,艺人参演影视剧获得的片酬,在该艺人的拍摄劳务全部结束后一次性确认收入;商业演出在演出已提供时确认收入;代言类在代言期间内平均确认;演唱会在演唱会已举办完成时确认收入。

这种收入确认模式下,尤其是影视剧片酬方面,一旦拍摄完成,后续艺人道德风险引致的损失,制作公司很难向经纪公司和艺人传导。但是这种情况在目前视频平台、制作公司、经纪公司的三方博弈下,有可能会发生转变。类似于代言类分期确认收入的模式如若运用到影视剧片酬的收入确认中(即从参演到播出,分阶段确认),至少在风险分担上让经纪公司以片酬为限承担了连带损失。

政策打压,资本化道路艰辛

三方博弈经纪公司立足点薄弱

明星限酬是从业务层面上的打击,而现在A股不欢迎经纪公司上市就是政策与资本化方面的打击。正午阳光此前剥离艺人经纪业务,放弃靳东、王凯等人的经纪约或许也与此有关。

相比较视频平台背靠BAT、财大气粗、把控流量终端,内容制作公司作为资源整合和影视剧产出方的地位来看,艺人经纪公司在目前的这场博弈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一方面除了一线头部艺人之外,大部分的艺人还是处于被选择、被比较的行业地位。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发展让艺人处于更为危险的舆论压力之下,“人设”崩塌可以说是一夕之间,而艺人经纪公司对于个别艺人高度依赖可以说是行业通病,艺人经纪公司的偶发性风险更大。最后,经纪公司与艺人的绑定多是依赖契约精神,知名艺人出走事件多发。因此,经纪公司无论是从行业地位、经营风险、核心资源稳定性来看在目前的视频平台、制作公司和经纪公司的三方博弈中都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经纪公司在经过前两年艺人片酬飙升的极速扩张阶段后,在2018年的行业调整中成为了众矢之的。按照优化成本的逻辑来看,艺人片酬是最具备压缩空间的成本中心。而频发的艺人道德风险又让内容制作公司和视频平台蒙受了大额损失,平台可以通过向制作公司分阶段付款甚至要求退款并支付违约金额形式将损失传导至制作公司,但是制作公司向经纪公司和艺人的传导相对困难,未来经纪公司将片酬按照商务代言的模式确认收入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编辑: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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