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卡片》导演陈宝玲:中澳合拍片新探索

标签: 电影电视资本 来源:艺恩咨询作者:Laura2011-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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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据悉,中澳合拍片《幸福卡片》将于2011年9月2日登陆中国各大院线,作为第一部在新南威尔士州放映的官方中澳合拍片,《幸福卡片》已经在悉尼、墨尔本电影节有过亮相。在中国公映

  据悉,中澳合拍片《幸福卡片》将于2011年9月2日登陆中国各大院线,作为第一部在新南威尔士州放映的官方中澳合拍片,《幸福卡片》已经在悉尼、墨尔本电影节有过亮相。在中国公映前夕,《幸福卡片》的导演陈宝玲接受了艺恩网记者的独家专访,并就影片的跨国合作、题材选择、合拍经验、中澳电影市场相似与差异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幸福卡片》导演陈宝玲

      《幸福卡片》:一次富有意义的尝试

  《幸福卡片》得以在中国顺利发行与上映,与中澳之间所签署的合作协议是分不开的。2010年12月9日,首届中澳电影行业论坛在北京举行。澳大利亚电影电视局经理在论坛上介绍了澳大利亚为鼓励中澳合作所制定的政策和协议,特别是其中的‘制片人补偿政策’,引起了很多中国电影投资人的兴趣。这条政策规定,当项目获得澳大利亚电影局颁发给制作公司的最终证书,将获得澳大利亚制片人补偿政策提供的40%优惠。当时很多业内人士认为,虽然该政策非常具有吸引力,但要拍摄具有“足够的中澳两国内容”,同时又受到两国观众喜爱的电影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而《幸福卡片》的成功推出,则证明了中澳电影人在内容题材与制片合作上的信心和努力。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幸福卡片》,描写了一个中国孤儿,一心寻找长期资助她的澳大利亚好心人的感人故事。导演巧妙地将来自两个不同国度的人的命运交织在了一起,无疑是对中澳合拍片的一次极有意义的探索和尝试。

  陈宝玲:再次合作的缘起

  《幸福卡片》的制片人是一对来自悉尼的电影人:潘妮·卡尔·尼尔森和莱斯利·史蒂文斯就在中澳两国签署正式的合拍协议以后,两位制片人开始关注于中澳两国观众都会喜欢的影片。然而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谁是制作影片的最佳人选呢?“我们马上就想到了陈宝玲。”潘妮说。

  出生于一个戏剧表演世家的陈宝玲,舅公是广东已故香港影帝吴楚凡,母亲和哥哥都曾在香港从事戏剧电影工作。陈宝玲起初在加州大学学习传媒,而后在澳大利亚广播电视学校学习电影导演。自从1991年毕业至今,陈宝玲的电影受邀参加了许多世界著名的电影节,如戛纳、纽约、伦敦、多伦多、东京等电影节,并斩获多项大奖。1996年拍摄《澳洲历史》后,陈宝玲成为历史上第一位有着亚洲背景的澳大利亚电影协会理事。她曾经被《亚洲时代杂志》评为“澳洲最重要的制片人”。《幸福卡片》是陈宝玲指导的第三部长篇电影。在过去的几年中,陈宝玲回到中国工作,她开始逐渐对中国题材感兴趣,计划准备拍摄更多的电影来向世界观众宣传中国文化。

  当谈及为何热衷于合拍片题材影片时,陈宝玲分享了她作为一位澳洲移民的成长经历:“我和我的弟弟在上完高中后被选入香港的表演学院,开始在70年代的电影里扮演一些小角色。但是很快的我就对表演失去了兴趣,因为我发现当时在香港电影里女孩没有什么好的角色。因此当我和家人移民澳大利亚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电影行业寻找一些卑微的幕后工作。多年来,我一直做的是召集剧组拍戏、敲公司的门寻求投资,就是一个没有薪酬的电影研究员志愿者。每个人都告诉我,作为一名刚移民的中国人,我是不可能在澳大利亚主流电影业内找到导演的工作的。于是我就尝试各种各样的工作,赚钱、省钱,为了申请国家电影学院。我学生时代的每一部影片都获了奖,每年都受到了邀请参加国际电影节。毕业后我获得了导演的工作。对于一个从小在舞台幕后怀揣梦想的小孩来说,能够成为导演的确是一次漫长而又充满挑战的旅途。”显然,陈宝玲自身的独特个人经历帮助她很好地感受捕捉到跨界文化中所蕴含的人生启迪和精神力量。

  实际上,早在《幸福卡片》之前,陈宝玲已经参与了中澳合拍片的工作。当谈及为何接拍《幸福卡片》时,陈宝玲回忆道:“在《寻龙夺宝》的拍摄中我担任制片人一职,主要负责澳方和中方的合拍伙伴在财政和剧本方面的事宜。在拍摄过程中,我负责指导年轻演员的剧本功课。在横店拍摄了数个月之后,我和中方的制片人成为了朋友,因为合作得非常愉快,所以我们决定再次合作拍摄《幸福卡片》。《幸福卡片》的内容很平民,又是个合拍电影,所以我非常乐意与横店集团再次合作。”

《幸福卡片》导演陈宝玲与女主角朱琳

        男女主角的选择

  男女主角的人选,对于任何一个合拍片导演来说都是一个难题,如何平衡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的审美取向以及接受度,这里面都蕴含着很多学问。但是对于儿时有过登台表演经验的陈宝玲来说,似乎这个问题并不会难倒她。

  当她谈及挑选男主角的标准时,她表示:“我偏向于演员的内在和演技,而不是外貌。因为富有天分的演员,他们可以根据不同的角色去改变自己。但是他们往往不能去创造理解属于自身性格之外的东西。兰德尔这一角色在我构想中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性格中有柔弱、易损的特点,也拥有自己的梦与愿望,但是他试图把这些隐藏在冷峻的外表之下。在剧本创作的后期,我想让盖·皮尔斯担任此角色。盖·皮尔斯是一个有天赋的国际巨星,深受导演和编剧的青睐。幸运的是,他答应出演此角色。他将此银幕角色表现的非常生动,通过他的表演给大家带来格外的真诚真实。最打动我的是盖·皮尔斯对细节的把握,他对每一幕场景都非常的认真。我也对他所给予朱琳的慷慨帮助所感动。”

  而在选择女主角人选时,陈宝玲着实下了一番功夫。至于‘妹妹’这个角色,不但要有表演天赋,而且我认为还应该带有特殊的天真,从未走出孤儿院大门的那种天真烂漫,还必须带有成年人的那种内心的强大,面对梦想不屈不挠,我也还希望她是一个带有浓重本土口音,不太懂英语的女孩……有许多条件的要求。虽有演员副导马丁的协助,我们在澳大利亚还是寻找无果。后来我们把目光投向了香港、上海、北京和杭州。我接触了许多年轻并且著名的电视女演员、音乐歌手、艺术学校学生,但是我都不满意。最后,我发现了朱琳,她14岁开始进入安徽省的少年学校学习,所以她学会了独立,学会了脱离家庭和适应城市生活。我见到她的时候,她的英语功底很差,而且这将是她的第一部电影,但是这些都未能阻止我的判断,她具备天真烂漫的潜质和内心强大的本质。经过三个月,我们给她进行了英语辅导,语言与戏剧指导,通过这一系列的准备,她已经具备了剧本的要求。作为拍摄第一部电影的女演员,当与国际明星盖·皮尔斯合作的过程中,我相信她有能力获得上海电影节‘亚洲最佳新人奖’,她确实很有天赋。”

  合拍片题材的选择

  如何选择合拍片题材,如何构建一个可以横跨中西方的感人故事,这对于导演陈宝玲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在陈宝玲看来,关注国外观众的口味是解决中国合拍片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的影视行业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也是宣扬中国文化的最有利途径,因为电影和电视是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娱乐价值工具。然而,至于如何让中国电影能更为国际观众所接受,我的个人观点是或许需要更多地关注国外观众的口味和兴趣,这就和影片的主题和拍摄风格有关了。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因为这意味着影片的主题和导演的处理也必须做到符合国外观众的口味。”

  具体到《幸福卡片》的故事是如何构思的,导演陈宝玲谈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两个主要角色,资助者和被资助的小女孩的形象来源于现实生活,编剧马丁·埃蒙德和我从不同的方式获取。有一天,马丁在澳大利亚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一个年轻人杀了一些人,有一天他被送进了监狱,他出于同情将他所有的钱捐给了慈善机构,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以一个罪犯的身份回报了社会。马丁以此为灵感,写了一个剧本 。我则根据自己访问孤儿的经历,结合实际勾画出了这样一个中国孤儿。我曾经在蒙古共和国见到过一个12岁的孤儿,她的英语能力超出平常人,这令我十分的惊讶。 她告诉我她每晚都借助英语字典学习英语,每天学习5个新单词,这样就可以给资助人写信了,如果以后有机会见面,那就有足够的单词量和资助人对话了。据我所知,她从未见到她的资助人,但是我被这个故事深深的感动。在电影中——年轻的‘妹妹’(朱琳饰)从她收到第一张兰德尔(盖·皮尔斯饰)卡片后就开始从英语字典里学习英语。”

  而在谈及如何将这两个来自不同国度的人的命运,通过叙事的方式巧妙地编织在一起,导演陈宝玲这样说道:“为了塑造来自两个不同世界,并最终趋同的两个银幕主角形象,需要一些繁琐的工作来寻找两者之间的共同处。资助关系是第一条主线,而后卡片的交流是第二条主线,第三条主线是通过音乐来实现的,所以我们虚构了一个在孤儿院的合唱团,并受邀参加澳大利亚儿童合唱节。通过这种方式,‘妹妹’就获得了一个机会来到兰德尔的国家,如果没有这次机会她不可能个人担负起旅行的费用。”

  为了迎合观众的审美需要,导演陈宝玲并没有将影片单纯地定义为文艺片或者情感类型片,而是更关注与故事情节本身的发展:“我一直以来用心去感受故事的价值,去设想如何用艺术和技术手法,尽可能的使观众对影片感兴趣。我相信如果我能够将自己的兴趣与观众的兴趣相契合,这样可以获得市场的收益,从而获得商业元素。由于这是一个关于来自两种不同文化与社会的两个人的故事,我认为这本身是一个合作的机会,不论在商业元素方面,还是在艺术创作方面,这意味着我们要尽可能的将两个世界融入到一部电影中去。”

  跨国合作的经验

  《幸福卡片》在项目筹备阶段,也是遇到了不少问题。制片人潘妮·卡尔·尼尔森和莱斯利·史蒂文斯一开始不仅要处理了大量的文字工作,还要经过了大量的翻译,克服文化的差异、了解中国的制度和审查程序,这期间他们与中方来往的电子邮件总共加起来就有7000多封。

  此外,在影片拍摄过程中,也遭遇演员档期的问题。陈宝玲回忆道:“最大的困难问题在于当经费等所有都筹备好的时候,盖·皮尔斯仍然在忙于拍摄另一部电影。迫于拍摄计划、等待时间的无限制以及经费流失的风险,曾经有过更换演员的打算。”

  然而实际的操作和文化的差异是中方和西方国家合作的最大困难,也是合拍团队面临的最大挑战,同时语言的差异也是合拍团队必须去跨越的一个坎。

  “和中方大规模的合作会使少数人感到害怕”,制片人卡尔·尼尔森说:“我对合作感兴趣,它没有恐吓到我。我喜欢调节协调,而不是对抗。我们非常注意勿使问题矛盾尖锐化,而是通过谈判去用不同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莱斯利也许会说,一个十分礼貌的方式。”

  澳方人员的积极努力,也得到了中方横店影视的极大帮助。"横店方面在帮助我们通过层层审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与横店影视达成的合作关系使澳方在工作进展上更加便利。制片人卡尔·尼尔森回忆道:“你需要根据原始剧本使拍摄得到批准,如果要对剧本进行修改变动,还应当获得批准,最后你得到最终的拍摄许可证,因为横店影视的大力协助,最终这一些都很顺利。”

   “横店在得到影片在中国的公映方面有很重要的贡献:《幸福卡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是第三部在中国上映的澳大利亚影片,第一部是《钢琴别恋》,第二部是横店的《寻龙夺宝》。能在中国公映是个很难得的机会,每年只进口20部外国电影。中国观众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观众一样,都喜欢像《哈利波特》、《功夫熊猫》之类的大片。所以《幸福卡片》的上映更是难得可贵。”制片人莱斯利如是说。

  中澳电影市场的相似与差异

  作为首位有着亚洲背景的澳大利亚电影协会理事,导演陈宝玲在中澳电影市场的各自发展特点问题上有着自己的见解。首先她谈到了中澳电影在制作、演员选择、以及影片题材选择上所呈现共同困境:“我注意到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发展趋势有许多相似,比如商业片的制作成本越来越高,演员明星的片酬和特效的预算都变得越来越苛求,3D影片也更容易得到投资者的青睐,投资者害怕尝试新题材不断翻拍过去的经典影片和电视剧。但是许多此类高科技电影缺乏强有力的故事和原创性,因为过多的经历都花在科技特效上了,而忽视了故事本身。在这些方面,中国和国外的投资者还是很像的。”

  当谈到中澳电影市场的差异时,陈宝玲表示了对于中国电影过于依赖明星的担忧:“中国的制片人和观众还是比较看重明星的,但是在西方国家观众们已经不会因为片中有明星而去电影院看电影。”同时,中国电影市场的版权保护问题,也是她比较关注的:“在中国有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那就是DVD盗版。这个对于整个电影市场的健康发展有着极其负面的影响。”

  7000块银幕同时上映很难得

  《幸福卡片》最终定于2011年9月2日在中国各大院线公映。这对于澳洲制片方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在采访的最后,制片人潘妮。卡尔·尼尔森和莱斯利·史蒂文斯也表达了对这次公映的喜悦喜庆。“《幸福卡片》将在中国7000块银幕中上映,不可思议。可能有1000块银幕要一天排7场,有2000快银幕一天排到3到4场。观影人数将是令人震惊的。”

  同时,她们也表达了对于中国电影市场所呈现的巨大竞争压力的感受:“但是有一点不利,就是影片上映时间最多不过3周。这的确给我们很大的压力。中国一年制作700部影片,其中200部审查通不过。另外200部不能得到大规模发行。但是还是有300部在竞争,每部影片为了票房都使出浑身解数。”莱斯利如是说。

编辑:a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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